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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军民一日两餐吃些什么?

发生在1938年6月下旬至8月中旬的抗日血战——当年南澳军民,合力击退日寇 民教馆——伪维持会会馆旧址。广州民众代表团慰问从南澳... 发生在1938年6月下旬至8月中旬的抗日血战当年南澳军民,合力击退日寇 民教馆伪维持会会馆旧址。广州民众代表团慰问从南澳得胜归来的战士。 编者按 70年前的今天1945年8月15日,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牢记的日子。这一天,中国人民经历14年之久、付出3500多万军民伤亡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一天,日本天皇裕仁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接受《彼茨坦公告》所规定的各项条件,无条件投降。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中华民族由此走向振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多少年来,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尤其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以来,质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参拜靖国神社,谋划修改战后宪法,企图窃取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严峻的形势警告我们:必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 我们要铭记历史,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铭记历史,不是要加深中日两国的仇恨、不是宣扬中日对立,而是要让历史告诉未来,激励后人奋发图强。即日起,本报推出民间抗战专题,还原广东民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深切缅怀先烈和死难同胞,以增强爱国情感,促进世界和谐。 南方农村报记者 陈景收 见习记者 杜玮淦 日本有关侵华的史料不能直接进入中国,所以我们先将这批档案运往东南亚,再转运回国。昨天,南澳海防史博物馆馆长黄迎涛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去年12月和今年2月,南澳海防史博物馆分两批从日本一名收藏者手中购得一些日本军方当时的机密文件。这些文件记载了1937年日军攻占南澳前,天龙号等军舰对南澳海域水道及天气情况进行探测、1938年6月21日日军占领南澳后的情况、1938年11月日本国总结的伤亡人数等史料,有助于还原和铭记那段历史。 1938年,当华北百万以上民众武装队伍把日寇占领的后方搅成前线;京沪苏杭等地游击队骁勇善战,使日寇鲜血流遍江南;大武汉周遭,强大的正规军铸成钢铁长城;在华南一个孤悬海外的小岛南澳岛上,正经历一场军民合作、痛击敌寇的血战。 在中共的直接推动下,国民党军157师940团第一营和民众抗日自卫团共数百战士用航船舢板突破敌寇炮舰封锁,英勇奋战,最终保卫了南澳岛。 在历时40多天的战斗中,守军击毙击伤敌寇500多人,沉重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南澳血战参战部队和民众得到了当时民国政府的嘉奖和各主流媒体的大力宣传。《汉口大公报》社论说:弱小民族抵抗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第一个条件要全民一致,这一点在南澳之战中做到了。这是我们第一点应该体认的南澳精神。 浪人入赘民家,伺机进行侦测 南澳岛位于汕头之东、闽粤交界海面,北望饶平,西瞩澄海,与菲律宾、澎湖、台湾群岛一脉相连,迤延接琼崖岛,又和安南、暹罗、缅甸诸地的大山脉相连,是东亚大陆的外廓,南太平洋的天然堡垒,素有闽粤咽喉,潮汕屏障之称。明朝以降,倭寇屡犯南澳,侵华战略策动开始,日军便将其标为必占之地。 1937年6月,摄影记者沙飞拍摄的《敌人垂涎下的南澳岛》共七张照片发表在《中华图画杂志》,还配文字:自敌人南进政策实施以来敌方已将其看作囊中之物,最近由台湾派遣许多浪人,率领南澳土人之在台谋生者回南澳活动。多数浪人设法入赘土民家里,藉婚姻关系,培植侵略势力乘机探测水深,以备战舰之进驶。 1938年5月,厦门、徐州失守。日军欲占领金门、厦门之后再夺取南澳,将其建成海军联络站,以进一步侵扰华南,实现中夺武汉、南取广州的图谋。6月中旬以后,敌机不断窥伺潮汕沿海一带,敌舰不时骚扰,发炮攻击潮阳、惠来、澄海南北港以及饶平柘林半岛。 1938年6月20日,经过多年准备,日军正式对南澳发起进攻。20日上午9时,日军从厦门调集多艘军舰和多架飞机,对南澳进行炮击和轰炸,当夜,战火蔓延整个南澳岛。敌机在岛上投掷照明弹,指示登陆目标,敌兵300余人在次日凌晨于长尾山钱澳一带登陆。岛上保安队在江塔边略为抵抗,死伤三十名、损失步枪四杆,便全部退却。敌兵乘机追击,国民党守军保安营营长罗静涛竟无力指挥,放弃守土,率部往柘林逃撤。县长林捷之听闻前线失守,也称病逃往大陆。本土民众组成的壮丁队为保卫乡土,奋起迎战,最终孤立无援,牺牲三四十人,弹尽粮绝,退入山中。至6月21日23时,经历36小时,南澳岛便被敌占领。随后,日寇利用汉奸傀儡在县城成立伪维持会,扩建飞机场。 军民出其不意,南澳失而复得 南澳沦陷后,潮汕守军最高长官、157师师长黄涛在汕头举行军事会议,决定渡海收复失地。他计划以抗日民众自卫大队洪之政部为先锋,940团第一营吴耀波部为主攻,以饶平县海山岛黄隆为反攻基地,并于7月7日在黄隆刘氏祖祠设立临时指挥部。 1938年7月10日夜间,洪之政率先锋队40多人先行渡海,试探敌情。战士们在南澳县自卫中队队长李居甲、副中队长吴承绵带领下,分为5个小分队,避开敌舰探照灯照射,勇猛前进,向东南渡过7公里多海面。8时许,部队在南澳岛猴澳顺利登陆,经山间小道突袭南澳县城隆澳。 时值南澳霍乱流行,日寇已移驻深澳,夜宿军舰,只留伪维持会在县城。深夜,先锋队员在李居甲、吴承绵带领下,包围了隆澳汉奸住处民教馆,活捉伪维持会主席黄麟等11名汉奸,押往潮州,于21日核准枪决。 民众武装起来的自卫队利用自身熟识当地地形的优势,完成了克复南澳的初步工作,他们不仅试探渡过敌舰纵横的封锁线,还推翻了傀儡政权,或抓整批汉奸,从汉奸供词中获得敌军军事部署。 7月13日起,自卫队配合正规军开始大规模渡海,157师940团团长李友庄坐镇黄隆指挥战斗。16日,吴耀波部官兵和洪之政部350多人抵达南澳,隐蔽在黄花山中。 当时,南澳等地居民也力所能及地帮助抗战队伍。黄花山后烟墩村老人陈老鸭当年16岁,现在还记得当时的场景。他回忆道:中央军从猴澳登陆后,从后烟墩经过我家,我母亲连夜煮水给他们解渴。中央军身穿皂黑色便衣,配着驳壳枪。 17日拂晓,吴耀波率正规军150人,洪之政率本部180人和南澳抗日自卫队30人,由李居甲等引路,从黄花山出征,长途奔袭10余公里,终于一举收复南澳县城隆澳。 日军占领南澳,本想作为海军联络站以进窥潮汕,不料,仅仅20多天便被潮汕防军配合民众武装力量夺回,恼羞成怒,便将日本海军少将大熊政吉召回东京,撤职处理,同时派台湾陆战队司令佐藤清负责进攻南澳 彩世界苹果版,日军恼羞成怒,最终无功而返 从7月16日起,华南沿海敌舰大小三十余艘,陆续开抵南澳海面,封锁南澳,四处截击过往船只,企图断绝外界对抗战队伍的接济,同时联合海陆空军对南澳进行轰炸,南澳硝烟弥漫。 7月19日黄昏,敌军调集舰只三十余艘,层层封锁南澳周围,并派出汽艇,向守军据点驶进,却遭守军迎头痛击,狼狈而退。20日,敌军再次组织进攻,派出飞机10余架,分批投炸弹数十枚。为了防止民众支持守军,敌军在南澳处处设防。当时,从后江到前江都拉起铁丝网,日本仔一个站在山顶,一个站在广尾庙。长畔、西阁村每人发一块杉木做的牌子,木牌盖着印,民众要过来,举牌才能通过,否则日本仔就开枪。当年11岁的蔡何清回忆道。 在严峻的形势下,吴耀波营长当机立断,兵分五路占据有利地形李居甲中队长率第一队占据宫前乡的龟山,赖如平小队长率第二队占领后江蚌寮港内渔船腹,吴承绵副中队长率第三队占据金山,黄炳洋率第四队占领下寮,林朝进小队长率第五队占据西阁庵山。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奋勇杀敌。经过激战,最终将敌军击退,首战告捷。下午,在后江蚌寮港,守军又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敌军死伤九十余人,司令官山野次郎也毙命。 日军恼羞成怒,调来飞机疯狂轰炸。在金山、内埔等地,也发生十多次激战。最终,守军寡不敌众,损失惨重。20日下午3时许,日军强攻金山,当地守军全部壮烈牺牲。自卫队第二中队分队长李鉴被击中腹部昏迷,半夜醒来爬回驻地幸得生还。守军处于孤立无援之境,只得边战边防,固守黄花山。 7月21日拂晓,敌军两千余人,分三路进攻黄花山。守军占领制高点,给敌人以狠狠打击。22日,敌军仍以主力控制沿海各据点,不断派出小部队假装进攻,并以飞机不断侦查,窥探守军部署。23日,敌我再次发生激战,结果敌军被击落飞机一架。24日起,因弹尽粮绝,防线逐渐被击溃,吴耀波部和自卫队队员各自为战,大部分壮烈牺牲,只有少数人脱身返回大陆;其中自卫队中队长李居甲、吴耀波部副中队长吴承绵分别于26日、27日遇害。而日军也遭重创。直至30日,守军能坚守洞中,伺机杀敌,敌军团团包围黄花山却一无所获。 8月1日起,敌遣陆战队五百名前锋,分三路向腹地侵入,守军将队伍分开,一部分布在各高地据点,一部直捣敌后方,避开正面阵地战,声东击西,毙敌百余名。 日军以犯粤海陆空军三分之二以上,军舰四十余艘,出动二千多兵力,企图吞没弹丸小岛南澳,却遭到中国军民奋勇抗击,伤亡惨重。 8月中旬以后,敌舰多调作他用,环南澳封锁线逐渐松懈,守军借机增援接济,士气更为高昂。黄海涛师长认为,已经达到预定作战目的,遂派人抵达南澳,传达撤兵命令。南澳血战至此结束。

征对女人刑讯逼供图:日军征对女人刑讯逼供图惨绝人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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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时,我们常听到许多女抗日志士在敌人酷刑前面,坚守秘密,决不向敌人吐露半个字的英雄事迹。这些女抗日志士为了自己的信仰,不向日寇低头,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与学习。由于各种原因,在讲述她们受刑经过时,常泛泛的讲拷打,毒刑,没有具体的详述他们经历的骇人听闻的酷刑,这样从某种方面,也减弱了对她们爱国意志颂扬的力度。如写日寇刑讯东北抗日民主联军的赵一曼,也只是钉竹签、鞭打等,其实,他们真正采用的手段远远要残酷数十倍。资料表明,除了强奸之外,日本宪兵对女抗日志士的刑讯,对人心理的打击也最大。限于条件,我们的影视作品中,也无法对裸体和血淋淋的刑讯场面直接描述,大陆的书籍中考虑到种种因素也经常泛泛带过。所以,有必要将日本监狱中特务宪兵们一些惯用的酷刑讲出来,只有这样,你才会深深的感受到当初她们能够挺过这些野蛮的折磨是多么的伟大,对她们的崇敬就会油然而生。

众所周知,抗战之胜利,乃全国军民艰苦奋斗所致。此种艰苦,虽尚无全面的数据统计,不过,以饮食为切入口,也不难窥见其具体程度如何。

据周作人回忆:北平沦陷之后,民国二十七年(1938)春天,日本宪兵队想要北大第二院做它的本部,直接通知第二院,要他们三天之内搬家。留守那里的事务员弄得没有办法,便来找那留平教授,马幼渔是不出来的,于是找到我和冯汉叔。但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走到第二院去一看,碰见汉叔已在那里,我们略一商量,觉得要想挡驾只有去找汤尔和,说明理学院因为仪器的关系不能轻易移动,至于能否有效,那只有临时再看了。由我起草写了一封公函,由汉叔送往汤尔和的家里。当天晚上得到汤尔和的电话,说挡驾总算成功了,只是可惜牺牲了第一院给予宪兵队,但那里只积存了文科讲义之类的东西,散佚了也不十分可惜。深港在线

1940年,高级公务员王子壮哀叹吃不上肉,青菜也将要吃不起

自从红楼成为日本宪兵本部后,楼内的地下室成了宪兵队本部留置场(拘留所),许多爱国志士被关押在这里,遭受非人迫害。根据曾经被关押者的回忆,地下室甬道两边全是狭小的单间屋。靠西头的两排约14间囚室,全部改为木栅门,称为笼子。往东是刑讯室。看守所东西头各一门,入夕则锁之,看守的宪兵分班轮值,日夜巡逻。深港在线

1943年2月20日,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在重庆曾家岩蒋介石官邸用餐,九人四菜,严重不够吃。徐触景生情,当天在日记中不无感慨地写道:“物价骤增。限价前猪肉十六元一斤,限价为十四元,结果未出三、五日即涨至二十余元,有时二十五元也买不到,其他似之。而布与糖很难买到,现在除米、面较战前为八十倍左右,(如战前面三、四元一袋,今则二百五、六十元,尚系黑面,)其余百倍至几百倍。”①

曾被关押于红楼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有张东荪、邓之诚、洪煨莲、蔡一鄂、陈其因、侯仁之、伏开鹏、蓝公武等。燕大、辅大被捕教授因为在国内外都很著名,日本宪兵队慑于影响没有对他们用刑。但他们在被囚期间依然备受虐待凌辱。侯仁之曾经回忆到,他从天津被押解回京,在北平前门火车站下车后送到这里,未经任何审讯,就被押入地下室的一间牢房。当时,在押的燕大师生20余人均分别住在同一过道的不同牢号之中。每天下午,各牢号各出两人,由日本宪兵押着抬起恭桶到楼外厕所倾倒粪便。夜间,日本宪兵严刑逼供的审讯声、拷打声、犯人呼叫声不绝于耳,令人毛骨悚然。

徐永昌所谓的八十倍、百倍、几百倍,乃是对抗战中后期大后方通货膨胀的真实描述。这种通胀,对普通公务员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影响最大。连铨叙部次长王子壮这样级别的公务员,也早在1940年就开始哀叹吃不上肉,青菜也快吃不起了。王在日记中特别对比了自己和“商人之妇”的不同处境:

即便不受日本人的酷刑,红楼地下牢房内的生活也极为艰难,到隆冬时节,天寒地冻,地下室内根本就没有炉火等取暖措施,人人都冻极而僵。每日也只提供两餐,每餐每人仅给两个窝头,一碗汤,一杯茶而已,全是残羹冷饭,根本吃不饱。由于狱中营养和卫生条件太差,因此在狱中传染斑疹、伤寒的人特别多,西侧囚室里死者达到数十人。燕大教授们也大多病倒,即便幸而未死,也个个骨瘦如柴,几无人状。

“日前在民众防空洞得见一小商人之妇,一人而购二十元之猪肉排骨之类,煮于会饭之中,米饭殊少,但肉食耳。再看知识阶级公务员及教育界,以收入日绌,面有菜色,是国家之菁英,竟不得充分之营养,食平价米既多粗劣,青菜已达一、二元一斤,遑论肉食。即青菜亦将无法购取足用也。余上月收入一千一百元,支出一千六百元,不敷达五百元,因余负担全家十三人之饮食,此盖最低数。”②

1943年,北大红楼被交还给当时的伪北大。倡导自由民主的北大红楼在被日本军队占领期间,居然成了关押、残害中国人的人间地狱,更拘留了传播新知、教授文明的师生,这是北大红楼在近百年风雨中经历的最大摧残。深港在线

1941年,生活相对较好的重庆工人,每户每月也只能吃两斤肉

除商人外,工人是重庆受通胀影响最小的群体,但他们的生活也相当困顿。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社会部统计处在重庆调查了240户工人家庭。结果显示:这些家庭平均每户3.6人,食物支出占到家庭总支出的74%,平均每户每月食用大米6.9市斗,另有少量红薯为辅。蔬菜消费,以白菜、萝卜为最多,平均每月各消费12斤左右,其余如魔芋、莴苣、青菜、南瓜、榨菜等,每月消费也在2-4斤左右。但肉类消费极少,平均每户每月仅消费猪肉2斤左右,蛋类平均每月消费不足3枚,牛肉、鱼肉等则少到可以忽略不计。

距离前线较远、且非政治中心的昆明,民众的生活状况要好一些。1940年,昆明的“普通户”,大多一日两餐,偶而还能有晚间宵夜。这些“普通户”多是五口之家,平均每月食用大米15升,猪肉7.5斤,蚕豆60斤,莴笋60支,豆腐150块,猪油、香油、酱油各7.5斤。其中,蚕豆、莴苣等,随季节不同而由其他菜蔬替换。④

1942年,晋陕一带的农民,常常“七天八天才吃一顿捞饭”

至于农民的饮食状况,可以参考张闻天1942年的“晋陕调查”。张调查了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的八个自然村。其结论是:

“中农家庭从阴历正月初一到十五,和二十三日,能够吃些米窝窝、糕、捞饭、高粱饺子,间或吃一两顿面条,几斤羊肉或猪肉。其余,除二月初二吃一顿捞饭或高粱饺子外,直到清明早晚都是黑豆糊糊和酸菜,隔上七天八天才能吃一顿捞饭。惊蛰后,农业劳动开始,早晚黑豆糊糊里放些炒面,或带些炒面做点心吃。清明后开始吃三顿,早饭吃些散面谷垒,糠窝窝;午饭黑豆糊糊里加些炒面;晚饭吃黑豆糊糊,菜仍是酸菜和蔓菁。三、四月有了苦菜,即把苦菜伴在黑豆糊糊里吃。六月以后吃南瓜。七月吃豆角子,一直吃到八月半,山芋下来时,还吃些山芋。秋收后,又只吃二顿,又是黑豆糊糊和酸菜,七天八天才吃一顿捞饭。

“贫农吃得比中农差,黑豆糊糊要稀,捞饭更少吃,吃瓜菜、洋芋更多。到青黄不接时,还要挨饿。富裕中农则吃的又比中农强些。黑豆糊糊要稠,散面、炒面吃的多,捞饭三、四天吃一顿,瓜菜、洋芋吃的少,过年还能吃馍,平常还有炒“菜”,吃些油。”⑤

“黑豆糊糊”,即将黑豆磨成小块,加水煮。“捞饭”,即将小米加水煮至八九成熟,捞出再焖成干饭。张闻天说,黑豆糊糊“是这里农家一种最普通的食品”;至于捞饭,“这里的老百姓均认为是很贵重的食品。穷人每年只能吃几次。每星期能吃几次的,那只有富裕中农。”⑥

在陕甘宁边区,饮食条件最好者,当属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该校学员都是日军俘虏或投诚者,为反战需要,在伙食上对其相当优待。据该校“生活委员”中小路静夫保留的一份1940年前后的“一周食谱”,其周一饮食如下:“早饭:羊肉炖萝卜,炖牛肉·豆腐·白菜·粉条,西红柿汤。午饭:面条。晚饭:素炒青菜,炖白菜,猪肉丸子汤。”其余六天,水准大致相同,唯菜谱有异。主食最初是小米,后升级为馒头、面条,一周还可以吃一次大米饭。因为每天都供应肉,学员们过意不去,曾提出“最好早饭不吃肉菜”的请求。⑦

至于敌后根据地军民和沦陷区民众的饮食状况,可参考戎子和1941年的一份报告。戎在报告中提到:晋冀豫边区的敌占区部分,日军实施“余粮归公制度”,除最低食用额度外,农民所有粮食均被收缴,“亲戚家人往来,还要带粮,不然就要饿肚子”。根据地的军队,每人每日可吃油三钱、吃盐二钱,并有少量菜蔬;政府与民众团体的工作人员,可吃到少量菜蔬,但油、盐无保障。至于民众,“虽然也没有油吃,但总还有蔬菜吃啊”。⑧

1944年,过半国军士兵营养不良,最好者“每人每月肉类一斤”

综上,不难看出,抗战八年,原始小农经济的崩溃是全面性的。一方面是军费暴涨,一方面是壮丁大量被抽离农村送往前线,前者要求强化对农村的征收,后者必然损害农业的产出。矛盾激化的结果,最终必然反映至士兵饮食层面。至抗战中后期,士兵的饮食水准,已跌至令人发指的地步。据统计,二战期间,不论质,单论量,美国陆军战地口粮,每人每天约6磅;日本陆军约为4磅;中国陆军官兵最多时也仅约为1.6磅,这还只是文字层面的标准,并非实际获得。1940年后,国军普遍改三餐制为两餐制,菜品普遍退化为菜叶盐水汤。1945年初,每一士兵每日副食费标准仅12元,而汉中的白菜一斤要30元,萝卜一斤要20元。1944年,美国专家曾随机抽取1200名国军士兵进行体检,结果发现营养不良者高达57%。⑨

一个相当惨烈的对比是:1944年,驻昆明美军,须由中国政府提供每人每天6只鸡蛋和1磅牛肉;同期的驻滇远征军,号称饮食标准最好之中国国内部队,也不过“每人每月给肉类一斤”,而且为了满足驻昆明美军,这“每人每月给肉类一斤”,还常常被挪用。⑩

注释:

①徐永昌日记,1943年2月20日。

②王子壮日记,1940年8月5日。

③社会部统计处编,《重庆工人家庭生活程度》,1945年出版。

④孙蕙君,《昆明市家庭生活情形调查》,收录于《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城市,P138-142。原数据为“每日”,为便于对照,文中换算为“每月”。

⑤⑥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P70-71。

⑦香川孝志、前田光繁,《八路军中的日本兵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纪实》,长征出版社,1985,P54-55。

⑧戎子和:《晋冀豫边区人民的负担——在晋冀鲁豫临参会财政建设工作报告之》,1941年7月15日,收录于《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之六:财政经济建设》。

⑨张瑞德,《抗战时期陆军的人事管理》,收录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第二十一期。

⑩谌旭彬,《驻华美军吃光了云南的耕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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